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周欣怡 朱绍杰实习生 王申昊 通讯员 任海虹 张可

图/展览主办方提供（署名除外）

“万里飘零意志坚，怕为俘虏辱当年。河山不复头宁断，逆水行舟勇向前。”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抗战文化名人大营救中，何香凝女士由香港经水路冒险辗转至桂林，途中曾作此诗明志，尽述其危难处境与不屈风骨。

如今，她的这首诗与柳亚子《流亡杂诗一月作》、胡绳《东江》等民主人士的同期诗作，一同出现在“烽火文澜——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专题展”上，启人回想那段峥嵘岁月。本次展览于8月28日在广州农讲所纪念馆开幕，由广东省政协办公厅主办，广州、深圳、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东莞、江门、湛江等10个地市政协协办，广东省政协文史馆、农讲所纪念馆承办，在广州、江门、东莞三地同时联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广东省档案馆担任指导单位。

是次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被茅盾先生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也被看作“拯救中华文脉”“保存民族文化火种”的重大行动，是中国抗战史、统一战线工作史和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亦是人民政协故事的重要篇章。据统计，直接参与大营救以及被营救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及省级政协委员的就有59人之多！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烽火文澜——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专题展”（以下简称“烽火文澜”展）全程回顾这一惊心动魄的营救历程，并呈现一系列相关新研究和新发现，向今天的公众、特别是年轻人，郑重讲述那一段惊天动地的往事。

一香港沦陷，他们亟待解救

在“烽火文澜”展展厅的核心位置，悬挂着一幅以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为主题的大型水彩画。这是广东省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陈森受广东省政协办公厅委托，历时半年创作的新作《火种》。

画作以三联画构图，暗合大营救东、中、西三条主要线路，依次展现从秘密营救的策划指挥，到文化名人乔装打扮、分批转移，最终安全抵达大后方的场景。

载入历史的诸多面孔都在画作中一一细致呈现。画面左联沉浸在一片浓重的暗影之中，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东江抗日游击队政委尹林平等，正面色凝重地密谋着营救计划。画面中联，茅盾、邹韬奋等人的眼神坚毅，充满信任，正乔装打扮成“难民”，跟随打着黑伞的联络员，跨越重重封锁。画面右联，天色渐亮，何香凝、柳亚子、夏衍等人的面容浮现出欣慰的笑意，象征着文化名人胜利抵达大后方的情景。

在现实中，这场大营救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密部署下，历时约11个月，动员了地方党组织、东江游击队、隐蔽战线交通员与沿途革命群众等力量，通过陆路、水路多条秘密通道，采取化装掩护、分段接力的方式，使得800多位文化名人及家属成功穿越日军封锁线安全转移至大后方，实现了无一被捕、无一伤亡的奇迹。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月25日香港沦陷，日军疯狂搜捕滞留港岛的中国民主人士与文化名人。他们中多数人不会粤语、极易暴露，生命危在旦夕。中共中央急电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及廖承志、潘汉年等，要求多方设法保护并帮助旅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离港九。周恩来等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立刻设法组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地下党组织与东江游击队迅速行动，组成港九疏散委员会，全面部署撤离行动，秘密打通水陆交通线。

二茫茫港岛，全力智勇搜寻

当时，为躲避日军严密搜捕，在香港活动的文化人士不得不四处迁居，他们的踪迹极难找寻。中共党组织派出港九武工队员和交通员，发动香港2000多名党员，通过各种关系，克服各种困难，把需要营救的人一一找到，再转移到秘密住址。

例如，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机要员潘静安（又名潘柱、潘静庵）凭借其长期积累的秘密工作经验，在大营救开始期间就成功寻访到了多次迁居、分散隐匿的众多文化界人士。他在铜锣湾灯笼街一间小木屋中找到先后六次搬家的邹韬奋及其家属；在轩尼诗道找到先后搬了四次家的茅盾夫妇，以及戈宝权、高汾等八九人，并安全转移至临时集中点；还陆续找到了柳亚子父女、夏衍、丁聪、凤子、杨刚、于伶夫妇等文化人……他将写有“小潘”二字的亲笔字条发给每一位文化人，作为万一走散时到指定地点的联络凭证。

接下来，要将被营救对象安全汇聚并周密转移，在大中华酒店以总管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陈小秋（又名陈秋帆、陈子秋、陈紫秋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所位于港岛上环干诺道中、紧邻铜锣湾避风塘的酒店，交通便利，成为大营救的临时指挥部和秘密汇聚点。许多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前往澳门、台山、中山、广州等地都从此处中转，如夏衍、梁漱溟、范长江等人去澳门途中，均曾在大中华酒店住宿。

1942年1月初，日军推行“归乡政策”，迫使大量香港居民离港返乡，难民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大营救带来转机。廖承志、连贯、张文彬、乔冠华等人趁机先行撤离香港，沿途踩点开辟内陆营救路线。他们在沙渔涌登岸到达东江游击队惠阳大队所在地田头山石桥坑后，一起研究安置、疏散方案，制定了东、中、西三条撤退路线。

三史迹俨然，见证奇迹营救

此次“烽火文澜”展带给观众最大的惊喜之一，是一组镌刻下岁月沧桑的桌凳被发现——这是1942年1月秘密大营救期间，民主人士与文化名人在新界元朗十八乡大棠村杨家祠（又称“适庐”）留宿期间用过的原物。

展厅复原了杨家祠当时的厅堂“敦敬堂”，棕红色的地砖仍保留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原貌。据介绍，这张杉木折叠八仙枱桌面的背部，粉笔书写的“1939”字样还清晰可见，这个年份或为它的出厂时间。古朴的桌面，仿佛还能映照出当年那批香港来客的身影，和他们勇敢无畏的笑容。

香港元朗杨家村是广东省梅县客家人的聚居地。1933年，原籍梅县的印尼华商兄弟杨竹南和杨卫南修建了杨家祠，一座客家传统合院式建筑。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目前唯一保持原状的“大营救”相关文物建筑。杨家祠因背靠环山、地形隐蔽且房间众多，是港九大队的秘密交通站和联络点，也成为大营救理想的中转站。如今，杨卫南的儿子杨永光一家还居住在此。杨永光对童年时的那段往事还有依稀记忆：那时他才四岁，经常有陌生人来到家中，或吃一顿饭、或安歇几天就走。

茅盾在《脱险杂记》中的记述印证了这段历史：1942年1月9日，茅盾夫妇等人被游击队带到皇后大道东的临时集中点，扮成难民模样，通过日军检查站，在夜幕掩护下登上停靠在避风塘的驳船，与邹韬奋等人会合。10日凌晨，他们分乘3艘小艇迅速冲向九龙，并在油麻地佐敦休息。11日和12日，他们经荃湾，到元朗十八乡的适庐（即“杨家祠”）歇息一晚，再渡过深圳河。1月13日，他们一行抵达宝安游击区的游击队临时指挥所驻地白石龙，并见到了尹林平等游击队领导人。

茅盾等人笔下的这条路线是大营救的中线，大多数被营救人员就从这条路线撤离。杨家祠作为关键中转站，成为秘密大营救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2022年9月，香港特区政府在抗战遗址普查中，将杨家祠列为三级历史建筑。如今这里仍完整保留着1942年游击队曾使用过的水井、地下储藏室等历史遗迹，而它的建筑内墙之上，弹痕依稀可见。

随着学界对这场秘密大营救的研究日益推进和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的提升，近年来相关的历史文化遗存持续被发现。2021年，深圳新发现4处与秘密大营救有关的遗址，分别是深坑、芋荷塘、鸡板坑、陶吓村（宝四区人民政府旧址）。其中深坑是位于阳台山和龙华古圩之间南面的一个山窝，邹韬奋、胡绳等50余人隐蔽近3个月的草寮驻地就在此。当时邹韬奋提议将游击队的《新百姓报》改名为《东江民报》，该报社就设在深坑。许多文化名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将深坑喻为当时的“文化沟”。

2024年，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广东惠州又新发现了寿山世居——一座位于三栋镇木沥村元和村方形客家围屋。据当地村民的口述信息，结合惠州党史大事记等有关资料分析比对，文保工作者证实在秘密大营救期间，寿山世居曾接待过一批文化名人，而由寿山世居族人经营、位于惠州城区水东街的东和行商铺，更是成为红色交通站，庇护过众多文化名人。

这些历史遗存的发现，与相关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使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一步变得可触可感、清晰可见。

四研究深化，“西线”日益清晰

展览现场还呈现了一张由广东省政协与广东省地图院联合制作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路线图”，首次系统披露大营救路线研究的最新成果，完整勾勒出东、中、西及个别营救路线的行动路径，包括水路、陆路、公路和铁路等重要节点和详细路线。尤其对西线史实进行了重要补充，清晰标注出文化名人自香港、澳门转移至台山东滘口及广州湾（今湛江市）等关键节点的路线与史实，填补了以往叙事中较为模糊的环节。

近年来，有关此次文化名人大营救西线历史的研究正不断深化。

学者们发现，西线以水路为主，重点撤离在港影响较大的新闻、电影界人士。他们分四批撤离，共约60人：夏衍、梁漱溟、范长江等人自港岛至澳门，再由海路登陆台山都斛东滘口，转陆路经肇庆、梧州至桂林、重庆；廖梦醒、叶浅予、戴爱莲等人经中山石岐、江门至肇庆、梧州再转桂林、重庆；千家驹、陈寅恪、冼玉清等文化教育界人士从香港或澳门乘船直达广州湾；还有一批先到达广州，再转韶关、桂林、重庆，如高士其、黄秋耘等。

目前，学者对西线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澳门、广州湾等重要中转站的深入挖掘与调研方面。澳门在当时由葡萄牙管辖，日军未直接占领，因此发挥着隐蔽的中转站作用。澳门的地下党组织在柯麟等人的领导下，以镜湖医院等为掩护，秘密接待和转移人员。被营救者、电影人司徒慧敏后来回忆，“我们在（香港）长洲停了一天，第二天凌晨坐船去澳门。在澳门，我们遇到一些人，一个是柯麟医生，他在那里开镜湖医院……我们利用这些关系，化装成富人，坐走私船离开澳门”。

广州湾与澳门类似，当时位于法国租借之下，凭借特殊的中立地位，成为大营救西线重要的目的地和转运地。更重要的是，广州湾在抗战时期是我国南方地区唯一可以自由通商的口岸，商贸往来频繁。这一特殊的开放环境，为营救行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掩护和物资流通条件。

1942年年初，大批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及民主人士正是经此脱险，部分暂居于此，部分辗转内地——学者千家驹、陈寅恪携家眷抵达广州湾转赴桂林，冼玉清由澳门经广州湾、桂林而转往岭南大学任教，还有陈衡哲、王福时等知名学者，均在此留下奔赴后方的足迹。电影人黎民伟不仅在此避难，更组织话剧团宣传抗战。粤剧名家薛觉先、马师曾也以演出为名，实则在广州湾开展救亡活动；马师曾在这里组建太平剧团，编演《卫国弃家仇》《秦桧游地狱》等系列宣传抗日救国剧目。

五肝胆相照，共同开创历史

“在党中央、周恩来同志的指挥下，这场秘密大营救可以说是历史的奇观，体现了党和部队与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对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大作用，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当时组织营救工作的东江游击队领导曾生在回忆录中的论断。

如其所言，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救援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使他们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高效与强大的组织力。

例如，在营救过程中，周恩来复电强调：“以后凡疏散问题与电复直发给我，以免延误时间。”“到东江二百余文化人统战干部，除已电告之十余人外，其余是些什么人，请分别电告。”1942年5月，廖承志因组织秘密大营救而被捕。在狱中，他写信给周恩来：“希望你相信，小廖到死没有辱没光荣的传统！其余，倘有机会可面陈，无此机会也就算了。就此和你们握别。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是何等的至死不渝！

难怪茅盾将这场大营救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烽火岁月中，这次秘密行动在民主人士心中播下了信任的种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共商建国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届省级及以上政协委员中，参与组织领导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及被营救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共有59人，包括全国政协领导4人（分别为何香凝、茅盾、沙千里、胡绳）、全国政协委员29人、省级政协领导19人、省级政协委员7人，其中历任广东省政协领导多达12人。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文化艺术、社会科学、新闻出版等各领域的领导者和佼佼者，为新中国文化和人民政协各项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访谈

多地协同，合力还原历史全貌

冯颖红（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秘书长）

羊城晚报：对于文化名人大营救的研究，近几年不断有新的历史遗存被发现，令人惊喜。

冯颖红：我们对文化名人大营救中相关历史事件的挖掘是在不断地深入，史料也在持续丰富和完善。例如，从营救线路来看，以往多数史料记载、名人回忆及影视作品都更多聚焦于东线和中线。随着近年来党史学习与研究的深入，我们获得了比以往更为全面的资料。比如广东省政协办公厅此次为展览进行调研，经过深入挖掘，具体呈现了千家驹等人从香港经广州湾（今湛江市），再至桂林到大后方的这条线路，即西线之一，并首次披露香港西贡山寮村王氏宗祠旧址，澳门东亚酒店旧址，韶关兢业楼旧址，河源老隆义孚行旧址、水贝村中翰第旧址，梅州罗翼群旧居等10多处大营救遗址图片。

从现实意义来看，深入挖掘这段历史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与交代，也能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能将其有机融入区域文化建设。无论是作为旅游线路，还是作为爱国主义教育路线，这类红色文化项目都会吸引大量民众前往参观学习。进一步传承抗战精神，铭记抗战历史。

我建议凡是位于文化大营救线路所经之处的各地市，都应进一步加强对这段历史的挖掘、研究和宣传。同时全省层面要进行统筹，通过多地协同、共同推进，才能真正全面还原这场大营救的历史全貌。

羊城晚报：未来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挖掘和研究这段历史？

冯颖红：在进一步研究省港大营救这段历史时，我们应该始终脚踏实地深入调研，尊重客观事实，以不断逼近历史真相。本次“烽火文澜”专题展览所展示的翔实史料，正是依托于扎实的调研基础。省政协办公厅相关人员先后赴港澳及内地十个城市进行实地考察，发现以往部分历史记载存在不够准确之处。例如此次走访香港杨家祠，就获得了最新的一手材料。

从理论研究的层面，还要进一步对文化名人大营救进行深挖和提升，即挖掘它对当代有什么启示，对统一战线的启示，对于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各方面加强党建起到的作用等。

同时，文化大营救不仅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提供了宝贵经验。当时中国共产党营救了不少国际友人，这在推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亟待加强。

延伸

邹韬奋与杨奇：一次谈话，一生坚守

1942年起，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将邹韬奋、茅盾等一批文化界人士秘密转移至东江游击区。当时年方20岁的杨奇已是《东江民报》（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前身）的编辑，他有幸全程参与了接待工作。

在游击区，杨奇与邹韬奋等人朝夕相处近两个月，深受他们广博的知识修养和对人民大众的爱心所感染。在他印象中，邹韬奋先生温厚豁达，在战争环境中仍然关心后辈、毫不气馁，葆有新闻人的广博兴趣，而且一有线索就能立即动笔成稿。临别前，邹先生特地在溪边与杨奇进行了一次深入谈话，坦言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办好一份报纸，并鼓励杨奇将新闻工作作为终生事业，建议他在战后多赴各地，增广见闻。

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杨奇，他内心立下誓言：“一定要在党的新闻工作岗位上干到老！”这次谈话对他一生执着办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后，杨奇在五十多年的新闻生涯中，历任东江《前进报》、香港《正报》《华商报》、新中国成立后的《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的负责人，成为亲手创办过五份报纸、主掌过七份报纸的粤港传奇报人。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林海利  

策划：陈桥生 邓琼  

统筹：朱绍杰 吴小攀

联合主办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羊城晚报社

合作网站：“文史广东”http://www.gdwsw.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