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利维尼奥的大雪，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机会。原本该去看米兰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决赛，齐广璞冲金。但雪太大了，赛程延期，于是我临时改了主意，去博尔米奥，那里在进行滑雪登山——本届冬奥会的新增项目。说来遗憾，一直想去看看，却总被重合的赛程拦住，这回倒是因祸得福。

博尔米奥是我驻地所在的赛区，山路不长。雪越下越大，到赛场时，帽子上、背包上、羽绒服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雪落下来，化成水，衣服湿漉漉的。抬头看赛场边的大屏幕，画面模糊成一片——不是信号问题，是镜头前飘满了真实的雪花。可这雪，丝毫没有影响看台上的人。

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来了好多。他们挤在观众席上，欢呼，蹦跳，帽子上的雪也跟着簌簌滑落。整个赛场热闹得像过节。我站在混合区，四下望了望，中国记者寥寥。除了央视和新华社的同行，地方媒体里，只有我和另一位同行。中国运动员出场的时候，我们也使劲喊。虽然隔得太远，他们大概率听不见。

滑雪登山这项运动，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爬”和“滑”。爬的时候要在雪板下贴上止滑带，滑的时候又像高山滑雪，绕障碍物冲下来。在博尔米奥，这不算什么稀罕事。街上常能见到背着装备的普通人，老人、孩子，约着一起上山，到山顶喝杯热饮，再滑下来。当地人说：“我们下了班去滑雪登山，就像你们去健身房。”

可对我们来说，这还是一项孤独的运动。

全世界的顶尖选手只有36人，欧洲以外的，只有6个。中国队的布鲁尔和次旦玉珍，是这6人里仅有的亚洲面孔。两个人都是2020年前后才开始练这个项目，五六年时间，就站上了冬奥会的赛场。

比赛结束，次旦玉珍走过来。小姑娘个子小小的，裹在羽绒服里，笑得挺灿烂。她没进四分之一决赛，我问她心情怎么样，她说：“我现在心情好。因为我就享受这个过程。今天比了这场，好像就有一点了解——我们跟前几名肯定是差一点，但在我今天这个组里，我是比较有优势的。”她说得轻巧，可我知道，五六年走到这里，哪有那么容易。

她是从竞走跨项过来。教练索朗告诉我，这两个孩子，训练课经常累到哭，哭完了还得接着干。“明明已经哭得不成样了，但你还得继续练，那是经常有的事。”可他们就是喜欢，就是执着。像今天这样大雪的天气，他们经常遇到，但从来不会取消训练。

我问次旦玉珍，项目小众，关注度不高，观众也不多，会不会觉得孤独？她想了想，说：“因为刚好没有关注，所以我们才会去积极备战这场比赛，希望让更多的观众看到。”

我又问，看到别的国家观众那么热情，什么感觉？

“我也很开心。”她说，“竞技体育有时候不分国别。他们为他们的选手欢呼，其实也是为我们这个项目欢呼。我们也会受感染，对我们也有帮助。”说这话的时候，小姑娘操着并不太顺畅的普通话，但笑得很灿烂。

我问她训练时有没有哭过。她说有，很多次。“像这次，赛前的系列检查影响了状态，我没办法百分百发挥，就哭鼻子了。但比赛我是全力以赴的，失误也确实是我自己的问题。”可她还是觉得，每一场都挺爽的。“除了失误，下滑也挺爽的，每一个阶段都挺爽的！”我最后问她，用一个词形容这次冬奥会之旅，会是什么？“不管结局怎么样，我的过程是非常幸福的！”虽然教练在催促她去休息，但她还是坚持说完了这一句。

教练索朗站在一边，一直像看待自己的孩子那样看着次旦玉珍，听着，笑着，还举起手机录像。他说，这次在起终点，别的国家的教练都冲他竖大拇指，说中国队短时间就能站到冬奥会赛场，非常厉害。“整个赛季九站世界杯，我们的水平之前在中下游。但今年夏天和雪季开始，我们抓了一些细节，抠了一些细节，进步了。他们对我们评价很高。”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骄傲。

他特别提到一个人——主教练金煜博。2007年金煜博开始从事这个项目，自己花钱到欧洲比赛，就因为喜欢，执着，钻研。“他带这两个孩子从2020年12月开始练，这一点非常关键。”他还说四年多，孩子们没回家过过年。一直在训练，一直在重复。

雪还在下。看台上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还在欢呼。次旦玉珍站在雪里，小小的，笑着。她说，希望有一天，国内的比赛也能这么热闹。“那样心里就有更想去挑战的劲头。”有别的记者问她，想对中国观众说什么？“滑雪登山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她说，“希望很多人去了解，去关注，也可以去感受这种运动。”然后她想了想，又补了一句：“真的很爽。”

我看着她转身走回雪里，想起她刚才那句话——“我的过程是非常幸福的。”这赛场确实孤独。中国观众少，记者少，关注少。可站在那里的运动员，每一步都踩着幸福。也许，这就是这项运动的另一种样子。

文、图丨记者 苏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