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训练营

MaP Training Camp

「山海训练营」是羊城晚报“向山海走去”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中，聚焦创作实践与项目落地的核心单元。作为“山海计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训练营着眼于电影项目在真实条件中的生成过程，从创作判断的建立到制作路径的明确，为青年导演提供一段高密度、可检验的实践阶段。

自2024年起，山海训练营每届选址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处特定地点举办，为期7天。训练营围绕电影公开课、一对一工作坊、影人论坛、驻地创作与影片放映等内容展开，并设置公开提案大会，经评审与讨论，最终决选出“山海计划年度10强青年导演”并进行表彰。

入选的青年导演在这一周的密集交流与学习中持续打磨项目，也在与导师及同伴的讨论中建立起更广泛的专业链接。围绕山海训练营的不同侧面，我们也将陆续整理并呈现更多回顾内容。

2025山海训练营

周浩·评审公开课

纪录片导演周浩凭借《高三》《大同》《龙哥》《棉花》等作品，长期关注教育、城市变迁与边缘个体的生存处境，成为华语纪实影像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创作者之一。他的影像并不满足于“记录事实”，而更试图在复杂的现实中寻找结构、意义与人与世界的关系。

2025年7月14日，山海训练营迎来年度评审公开课。周浩以《面对不确定的现实，如何完成一部确定的影片》为题，与青年创作者分享了自己二十多年创作中的判断经验、伦理困境与方法选择。

在这场耐心的分享过程中，周浩导演并未给出标准答案。他谈到拍电影的动机，谈到创作者如何与被拍摄者保持距离，也谈到不确定性如何成为作品真正成立的契机。比起“如何拍”，他更关心“你为什么拍”以及“当现实偏离预设时，你是否愿意调整自己”。

无论是《孤注》中对创作伦理的犹疑，《小彪和狗》中对情感结构的捕捉，还是《工厂》中对时间与记忆的思考，周浩导演始终更在意：主题不是设定出来的，而是在不断相处、观察与修正中被“碰到”的；意义不是被证明的，而是被构建的。影像对他而言，不只是与生活发生关系的工具，更是一种思考现实、处理问题、理解他人与自我的方式。

我们将这场内容体量庞大的分享整理为系列文章，希望呈现的不是一套“创作公式”，而是一位创作者在不确定世界中持续调整判断、对抗遗忘、与现实共处的创作经验与精神姿态。

2025山海训练营公开课现场

提问（五）

观众：

《大同》里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深刻，一个大爷对着你的镜头说你像意大利记者安东尼奥尼，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觉得非常有戏剧性也很魔幻，当你被问到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心情？

周浩：

感受吗？“狂喜”（全场笑）。其实这样的场景，你作为观众看的时候觉得是神来之笔，但是我拍的几乎每一部片子都会有这样的情景出现，当你真的耐心去生活中间等待的话，它就一定会出现的。只是它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出现我不知道，但它就是会出现，也许这就是我们拍纪录片的那种快乐所在。

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高三》里面需要用镜头去交代学生翻墙出来他们干嘛去了。常规做法是我跟学生翻墙到网吧，看他在那上网，你起码有这么一个镜头的衔接交代。这时候就有个“神来之笔”，他走在路上突然之间回头说，现在是晚上十点半，有两个学生正在往网吧走。他自己的一个独白，一下子就让这个部分无比简约，马上就告诉了观众他们为什么翻墙出来，我甚至没提过一句，他们要去上网。其实就是你要去现实中间捕捉这样的要点，这一点会变成你片子里面的一个吸睛的地方。

周浩《高三》（2005）截帧

提问（六）

观众：

您刚才说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我想再问一下有没有更深入的答案，我相信人之间的关系肯定不是两种极端，比如完全抽离或者是完全沉浸，所以创作者肯定是在这两种状态之间游走的，包括《孤注》里，所以我在想您能不能分享一些经历，是您在创作中具体是怎么样平衡所谓的粘稠和抽离之间的关系的。我相信如果真的完全抽离出来，也是很难去和人物去建立一个基本信任的。

周浩：

和拍摄对象粘稠和抽离的这种关系，我们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很轻松，但是实际上真是蛮难的，而且我失败的案例也蛮多的。即使做到了这么多年的片子，我仍然是有如履薄冰的感觉，从来不敢那么信心满满的去做每部片子或者跟别人打交道，因为有人会说，你应该早点跟你的采访对象签合同，让别人授权你的拍摄，但是大家意识到一个问题没有，你跟别人签了授权合同，你拍完以后别人说不让你用，你能用吗？那合同对你来说有意义吗？你还能去法院告他吗？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你永远绕不开的，要去面对的问题。

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有时候我刚才说如果你搞不定，有时候脑筋打岔，我刚才讲我有很多失败的案例，有时候你都已经跟拍摄对象那么亲近了，比如《孤注》里的尚德他生气了，不让我拍了，但我刚才也说了，作为一种叙事结构我会特别的高兴。还有更惨重的教训是我们拍三个女孩子长大，其中有一个女孩子我至今还没有"搞定"，她对镜头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单独拍她还没有问题，但只要在学校或者里面有其他人在的空间，她就会非常抓狂。

周浩《孤注》（2021）截帧

还有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是那个女孩三四年前她高考，事前很久我们给她发信息沟通可不可以来拍高考？她说你都拍了这么久，那你就来拍吧。那时候正好是疫情，我们也进不了学校，所以高考那天早上我们就在学校门口等她，因为她要出自己学校去另外一个学校的考场。其实我们的摄影师跟她已经处了好多年了，至少5年以上，其实私下已经很亲近了，而且我还提醒过摄影师，我说这个女孩子还是蛮敏感的，你稍微远一点拍，结果有时候也是没法控制的。孩子从学校出来之后，我们摄影师本能的经常就怼上去了，其实距离也不是太近了，然后那女孩子直接爆哭，一直哭到考场。这种情况让我就觉得无比的难受，那种挫败感是无以复加的。当天我就跟我的摄影师说，在她出考场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消失掉，不要再去刺激她。

所以我现在对自己拍女人的能力实际上是非常质疑的，我会想是不是自己天然就搞不定？也许我拍老男人会好一点。当然也有一个小女孩，我们处得比较好，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女生至今为止我没有找到一种很好的关系，而且这个部分我也不知道未来在影片里面我该用什么方法去呈现它，实际上这个片子到现在也没有开始剪辑。

所以这样的事情如果你经常碰到一定是会有挫败感的，但是有时候不进行又不行，不然你什么都拍不到，你只有进入了才可能拍的到。而且有时候我会说，拍纪录片是采访对象和你“共谋”的一个结果，如果没有“共谋”，你是不可能完成一件事情的。

比如我跟龙哥的关系，如果龙哥被抓了、进监狱了，也没办法打电话给我，那我怎么能够知道他被抓？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再进展下去？但如果突然间他消失几天，我就知道这个人大概出事儿了，但具体是出什么事，在哪个监狱，如果他不告诉你的话，你是没办法知道的。那么有时候人的缘分就是这样的，每次他都能从里面打电话给我，或者叫别人带点带话给我。

周浩《龙哥》（2007）截帧

龙哥有他的人缘和“能量”，这几年我每年都会接到几箱荔枝。他之前在监狱里认识了的某个兄弟，其实是广东某个地方的“大佬”，那些“大佬”可能会再跟他们的兄弟说帮忙给这个人寄两箱荔枝，所以最后我收到了荔枝。

包括《龙哥》最后画面的时候，我怎么会知道。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要有人配合才能完成的。比如我说这个事情各位不要在网络上传播，也是各位配合，我们才能一起完成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例子是拍《大同》的时候，我一上来就想去耿彦波的家里，但他一直拒绝，而且基本上是没有商量的，这对我一直也是一个蛮大的遗憾。那怎么办呢？我也一直想打破这个局。

有一年过年我一个人去大同，我想我过年要是也在这里的话，你不可能不让我去你家，这跟打“苦情牌”这个事情是一样的。所以在过年前十天左右，我已经做好了准备，飞机票也买好了。当时我住在广州，从广州飞大同的航班每天只有一班，大概是在下午两三点，经停长治，然后飞大同。有一天下午大概是三点左右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自己正在从太原回大同的路上，刚才书记找他谈话，他要被调任太原市市长，第二天上午就会在大同交接工作。

如果他不告诉我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别人告诉你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个时候我说好的，明天凌晨之前我一定赶到。

周浩《大同》（2015）截帧

接到电话之后，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是在《南方日报》的大门口，我立刻收拾行李，还有处理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赶最晚一班从广州到北京的飞机，落地以后从北京机场打车到太原，幸好大同还不是很偏远，最后到达的时间正好是凌晨六点，才赶上了最后他告别的这一幕。所以没有你的采访对象的支持，这事情怎么可能完成？

拍完《大同》以后我跟他没见过面，但是从我们的关系来说，可能说了大家都不会太相信，我觉得对彼此来说，是生命中蛮重要的一个人物，但这种关系应该怎么去保持，我们也都没想过。他其实是一个不用微信的人，我跟他联系也都是通过他儿子。最近我一直在跑马拉松，正好要去太原跑马拉松，我就通过他儿子打了招呼说我有机会去太原的话得见见你们，他就说欢迎。

你看，我们离得其实很近，但也很远，这个分寸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拿捏，但是起码别人得相信你，如果不相信，这个事情就没办法进行下去。所以在做片子的过程中，这种博弈就跟下棋一样，我觉得是充满着快乐的一件事情。

周浩《异乡的父母》（2016）截帧

提问（七）

观众：

很同意您说的关于我们能拍到什么其实很重要，它也取决于我们跟拍摄对象的关系。我有一个很困惑的地方，当我们进入后期阶段、面对大量素材的时候，对于如何完整的讲一个故事，有什么工作方法可以分享？

周浩：

经常会有人会问我的片子素材量、片比有多大，其实我的片比从来都不大，像《龙哥》整个片可以用的素材大概不到20个小时，我并不认为拍得越多越好，拍得越多其实是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事情，你生怕失去了什么事情，拍得太多以后反而在里面是一团麻。一方面我会说不要预定主题，在过程中去发现；另一方面我又说没有主题，你就不知道自己要拍什么。这个事情听起来是一个很矛盾的话，但是我希望你在拍摄和创作中，慢慢去体会。

如果要我去给大家提建议，我会希望各位在拍片的时候，每天都要去做场记，这个记录并不是要事无巨细，而是简单列一下这一天哪些事情是你被触动的，有哪几个点，哪些画面你要做一个标注出来。等到未来去成片的时候，这些记录都会用的上。比如你把素材交给剪辑师去剪，他会跟你交流，问导演到底想做一部什么样的片子，你要很好地把你的观点表达给你的剪辑师，你们共同来完成这道菜。

说回对素材的使用，其实很多片子它都是在剪辑台上完成的。从拍摄角度，我大概知道这个片子差不多了，但是进入后期剪辑的时候，是会有很多疯狂的讨论，还有跟团队不断推翻建立的过程的。像《工厂》这个片子，是一个美国剪辑师帮我剪的，剪辑的两三年时间里不断在里面去理清，去推翻重来，在这个过程中间，最终把它剪辑出来的。

周浩《工厂》（2025）拍摄现场照

再比如拍完《棉花》以后我特别沮丧，没有信心，因为它不像我以前拍过的其他片子有特别大的跌宕起伏，有人物命运的变化。《棉花》总体是比较平整的片子，那它怎么去做成一部片子，就需要去结构。

最后这个片子是一个法国剪辑师剪的，我和我的法国制片人一起在马赛整整讨论了两个星期，最终找到了现在的结构——对于棉花这个事情，唯一可以结构的事情就是它从春天到秋天的种植过程。其实最开始我们也考虑过是不是从女性题材的角度出发，因为大多数的棉花种植和从业者都是女性，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剪辑方案，这是一个不断提炼的过程，但真的蛮熬人的。

周浩导演《棉花》拍摄现场

挑选素材这个事情我没办法很具体的去描述，但是当你确定一个主题以后，很多素材的意义就确定了，就有用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在拍片的时候会碰到一些特别棒的场景，最后在剪辑的时候拿掉不使用也很正常，因为它不符合你想要的主题和方向，再好看也不行。

甚至同样的素材，在不同的语境下意义也不一样，这种变化也会经常发生，因为你的出发点不一样。做电影就是蒙太奇，我想剪辑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些分散在各处的东西，让他们彼此之间产生链接，产生关联，这种关联最终就构成了一部影片。

周浩《棉花》（2014）截帧

如果你对一个片子的素材完全没有剪辑思路的话，或者对主题也没有想得特别清楚，我的建议是先把某一场你特别感兴趣的一场故事剪出来，也许就是三分钟、五分钟，先把这个局部的片段剪出来，再剪另一个你觉得有意思的片段。

片子很多时候就是由一个个片段和小的故事连接而成的。在你剪辑这些小片段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链接关系出现，再根据这个关系去找其他的素材，慢慢就会浮现更多的东西，包括你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大江健三郎有写过一本关于孩子的书里面他提到一个关于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就是小朋友在学习算术、代数问题的时候，在等号的两边会有很多复杂的因子、根号这些东西，如果你要一个个去解，是要花很长时间的，老师这个时候会告诉你，你先往下运算，找出一些同类项，最后你发现一些分子、分母是可以消掉的，那么一个复杂的数学题最后就可以很快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有时候并不是说能力强的人，能够解决每一个问题，我其实生活中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人，但是他们知道解不就放一放，先往下走，走到一个时候回头再来思考，也许这个问题它就通掉了，它就不再是问题了。

这样的问题在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是一样的，比如在地理版图上，我说这里属于我，你说属于你，各有各的法理，各有各的认知，但是一定要非常着急，立刻在上面判断一个对错吗？所以邓公当年说，等到有一天我们有足够的智慧的时候，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它可能是双方都同意的某种协议或者是置换条件，各让一步就解决了。

当你一直解决不了一个问题时，可能别人也解不了，不要陷进这个具体的难题里，可以尝试退出来先做其他的事情，也许未来就通了，就不再是问题了。

2025山海训练营公开课现场

整理/文字/编辑｜陈潇然

排版｜林小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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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周二）刘昊然董子健主演《我的朋友安德烈》广州路演，导演董子健现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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