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孙绮曼

10月15日，“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专题展、第138届广交会同日拉开帷幕。在这一历史坐标的闪耀节点，我们应如何理解“开放”的深层内涵？广东外贸的独特基因，能为当今世界提供怎样的中国智慧？带着这些问题，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余心玎。

羊城晚报：您觉得“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专题展有怎样深层次的意义？

余心玎：此次展览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梳理，也是一场关于历史如何启示当下开放的思考。以物证为线，以时间为轴，将广东与世界的交往史重新置入文明史的坐标系之中。展览让我们看到，贸易并非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一种贯穿千年的社会关系，是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不断建立互信的过程。

羊城晚报：通过这场展览，我们能够看到广东外贸什么样的特点？

余心玎：广东的外贸历史具有独特的连续性，岭南的开放几乎未曾中断。地理上的临海向南，使它天然与外部世界保持接触；文化上的兼容并包，则使这种接触不止于交易，更延伸为认知和理解。展览以丰富的实物证据展示了这种连贯的轨迹——陶瓷、铜镜、广彩、外销画、航海仪器，这些物品的流向与形制变化，正是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视觉记录。通过它们，可以读出广东外贸的三个底层特征：实用理性、开放格局与互利精神。

首先，广东的外贸始终建立在务实理性之上。无论是早期的海上互市，还是后来的制度化贸易，广东商人和工匠都以精确的成本意识和灵活的市场判断著称。他们的“理性”并非冷漠的计算，而是一种长期合作所需的信任逻辑。展览中许多文物的背后，是对契约精神的早期实践——用质量赢得信任，用信誉维系往来。这种经验后来成为中国外贸文化的重要基因，也为近代中国融入世界市场奠定了心理和制度基础。

其次，广东的开放不是被动的结果，而是一种持续的选择。展览突破了以近代通商为主的叙述框架，将视野前移至秦汉、唐宋时期的海外往来，呈现出广东外贸历史更为深远的连续性。这种重新梳理让人意识到，中国的开放并非近现代的应对策略，而是文明自发的表达，是一种面向外部、兼收并蓄的社会文化心态。正是这种心态，使广东能够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始终保持与外部的联通。开放因此不仅是一种经济政策，更是一种历史性的自觉。

再次，广东的外贸实践始终强调互利共生。展览主题“互利天下”并非修辞，而是对这一精神的凝练概括。在漫长的交流过程中，广东商人深知持续的贸易必须建立在利益共享与相互尊重之上。互利不是短期的交易平衡，而是长期合作中形成的稳定秩序。从唐宋时期多民族商人共居的市舶，到近代中外合办的工坊与洋行，广东的对外贸易往往在竞争与合作之间找到平衡，展现出超越时代的制度弹性。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广东外贸的发展历史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启示？

余心玎：广东外贸史所揭示的，不仅是商品交换的轨迹，更是一种长期的交流经验。正是在这种持续的往来中，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以沟通化解隔阂、以合作扩大共识的开放取向。这种面向世界的实践，并未削弱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反而使开放成为一种更具自觉的选择。在开放中形成的“多元共存”现实经验，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全球化并非外力输入，而是一种长期自我调适的能力。

正因为如此，广东外贸的历史并不是单纯的“发展史”，而是一部关于学习与适应的历史。每一阶段的外贸变革，都伴随着制度学习、技术吸收和文化再创造。从航海技术的改进、度量衡的统一，到合同、汇兑制度的引入，广东不断在吸收中重组自身结构。它既不是被动接受西方规则的边缘地带，也不是封闭自守的孤岛，而是一个不断进行制度实验的开放空间。这种实践经验，使广东能够在新中国的对外贸易体系建设中迅速找到方向——以规则为基础，以互利为目标。

此次展览的价值还在于，它让人们重新理解“开放”的多重维度。开放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市场进入，也包括观念上的包容与制度上的创新。历史中的广东之所以能持续繁荣，是因为它在每一次环境变化中都能找到新的平衡点。面对外部压力，它既保持自信，又愿意学习；面对市场波动，它既重信用，又敢于创新。这种弹性开放的能力，正是当下中国外贸在复杂国际格局中所需要的品质。

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开放不是一次性的政策决断，而是一种长期的文明选择。广东用千年实践证明，开放可以成为一种稳定的文化力量，而互利则是维系这种开放的精神内核。

当世界再次进入变局期，广东的故事仍在提供可资借鉴的答案：开放不是风险，封闭才是；理解他者不是妥协，而是智慧。展览的举办，不仅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一种持续的召唤——在全球互联的新阶段，中国的开放精神仍将以新的形式继续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