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吴小攀 易芝娜

近日，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璜生在顺德、深圳相继举办题为“微光同尘”“泡沫公园”的个展，展品包括历史文献、影像、摄影、绘画及装置。以美术理论专业出身，长期从事艺术管理工作，从传统水墨创作到当代艺术实践，王璜生对当下艺术创作现状有何观察和思考？日前，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来自父亲自制玩具的美术启蒙

羊城晚报：不久前，您在顺德、深圳分别举办了题为“微光同尘”“泡沫公园”的个展，前者是围绕您父亲王兰若先生的经历及亲情回忆而创作的综合性作品展览，您的美术之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怎样的关系？

王璜生：从小学美术，确实可以说是家学渊源。1958年我才两岁，我父亲在英德矿区劳动，他利用废旧的木头做成玩具，还漆上各种颜色，还在速写本上将这些玩具画下来，然后寄来给我。这可以说是我最早的美术启蒙。等我父亲回到潮汕家中，我5-6岁了，他就开始教我画水墨。可能刚出手还不错，曾参加宋庆龄国际儿童基金会组织的国际儿童画展。后来，父亲还亲自教我中国古代画论。但是，我早期的画画学习基本是靠家学的，没有受过素描色彩等的专科训练，因此，参加高考一直碰壁，后来直接考了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论的研究生，这与父亲早年教我学习古典画论有关，就这样，走上了美术专业的道路。

羊城晚报：毕业以后分配到什么单位？

王璜生：毕业后我就到了岭南美术出版社做编辑，出版社的编辑、策划、组稿、采访、写作及具体细微的编务杂务工作，对我走进社会后的锻炼很重要。后来有一天，忽然接到广东画院院长王玉珏老师电话，邀我到画院从事理论及创作的工作。在画院干了三年左右，广东美术馆开馆前，因缘际会我就过去做了副馆长、馆长。再后来调去中央美术学院做了9年的美术馆馆长。退休后，广州美术学院聘我为学院美术馆的总馆长、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主任，也帮带带博士生。

羊城晚报：既画画，又理论，还管理，您对自己的美术专业发展路径有没有一个大致规划？

王璜生：一直以来我对画画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的艺术创作就比较关注社会现实，希望艺术手法样式上有新意。1982年的时候在汕头牵头成立青年美术协会，就提倡和创作了一些比较有社会性的作品。比如，受舒婷《暴风雨过后》一诗的触动，用水墨创作了《为了忘却的教训》一画，画面是人在大海里挣扎的场面；还创作过《交叉点》《山伢子之歌》《黑色的笑声》等，这阶段的表达带有青年人的激情、思考与社会关怀的特点。到了广东画院的时候，创作了一批在观念和技法上比较有新的个人面貌的作品，比如，水墨“天地悠然”系列，追求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意味。

到广东美术馆之后，工作比较繁忙，心境也不太一样，暂时较少画画。但美术馆的工作给我带来的好处是让我思路开阔，让我可以接触到世界上各种前卫的美术观念、文化观念，而且能和许多世界一流艺术家接触，由此形成我的艺术判断，这包括对美术馆观念的反思，工作的改进。有了这些“营养”，在一定的时候，作品就会自然涌现出来，如2010年之后，我创作《游·象》系列，并开始进行装置、影像等的艺术尝试。

关键在于跳出“利益之井”

羊城晚报：从艺术创作到美术馆工作，特别是您所关注和推动的“新博物馆学”“新美术馆学”，这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王璜生：艺术创作比较个人化，是作为艺术家的个人对社会问题、对人类问题及艺术史文化史问题的追问与表达。而美术馆是一种社会化的工作，传统的美术馆学或博物馆学比较重视美术馆、博物馆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理论，但新博物馆学则是顺应于时代、社会及人对博物馆的新需求，对博物馆相关理论、思想、观念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

羊城晚报：贯穿其中的就是所谓的“公共性”？

王璜生：“公共性”一直是博物馆、美术馆最重要的一种文化理想与行动坐标。当然，对“公共性”存在着多层面的理解，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美术馆，应将人、公众、公民放在首要的位置。1997年广东美术馆开馆，就设立有公共教育部，并开展丰富多彩的公共服务项目，记得当年就曾经和《羊城晚报》一起做“花地文化沙龙”等系列活动，请了许多海内外一流当代艺术家和学者到美术馆来做展览，开讲座，探讨一些前沿的美术话题和公共话题；也包括创办“广州三年展”“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等，将国内外重要的文化议题，通过展览、收藏、公共讨论、普及教育等，形成公众可以也乐于参与的“公共性”活动。

羊城晚报：现在一些画家埋头画画，比如，在国画创作里，还在画和古人差不多一样的云遮雾绕的山水，或者是静态的写生、细腻的写实，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王璜生：这确实很普遍，原因也很复杂，有观念、思想的因素，有市场、利益的诱惑，也有个人、现实等原因。对文化艺术的理解认知没办法强求一致，各人走各人的路，不过，时间自会有其评判。

羊城晚报：改变的关键在哪里？

王璜生：关键在于个人如何跳出“利益之井”，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学学何为“文化”“当代文化”“前沿文化”，多思考“艺术何为”，多思考艺术与社会、与现实、与人类及个体生命、与思想及情感、与艺术史文化史等等的关系。

当代艺术需要更多公共性

羊城晚报：用同样的水墨材料和笔法，怎样去画出与传统不同的国画来？

王璜生：国画本身是一个系统，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在宋代的时候已经发展到高峰，它接下来不一定是突破性发展，只能说能否再往高处走。

国画一般和文人画有关，国画生存的一个最基本的关键是文人雅兴，但当我们进入现当代，文人心态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很难再找到那种无为清净的表达。那么，就必须去突破，改弦易辙。一是在材料、手法上创新，二是关注社会与生命。比如媒介、手法的创新——做装置，做一些光影作品，既是新媒介、新感知的一种表达，更是一种精神、观念的表达。国画、水墨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精神，无论什么媒介、手法、形式，只是外在的，要把文化精神投进去，或者说将这样的文化精神表达出来。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细究什么是“国画”，什么是“水墨”，而应该更重视作品的文化精神内涵。

羊城晚报：徐冰的一幅“国画”作品——用中国传统书法在宣纸上写一些用偏旁重新组合起来的字，里面又隐含着与英文的关系，但他所要表达的东西，其实一般老百姓并不是特别容易理解？

王璜生：你说的应该是徐冰的《英文书法》作品，他的出发点其实是寻求在艺术史上观念性的突破，创作前人所没有的作品，但又可以被社会接受。

羊城晚报：这涉及对艺术功能的界定问题，比如，中国传统艺术比较注重士大夫心境的自我表达，您认为当代艺术的功能有没有发生变化？

王璜生：当代艺术需要更多的公共性或公益性，也就是说，艺术创作应该是艺术家出于对公共问题的有感而发的表达；从艺术的角度说，艺术家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家，就是他的这种艺术表达有个人的独特角度，有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比如，对战争问题的表达，对历史的表达，然后才是选用什么样的材料去创作，这才能创作出有意义的作品。美术馆的管理运营，也是如此，它首先是一个公共空间，作用在于怎样去调动公众的认知，通过展示、介绍、互动，引发讨论，触发感想。

羊城晚报：就像国画一样，技术很不错，但缺乏公共性的表达，所以即便画出来的东西和古人没什么差别，也不是好的作品？

王璜生：不要纠缠在“国画”这个概念上，关键不在于是“国画”、非“国画”的问题，而是：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真正的艺术？

羊城晚报：您觉得不必像原来那样“国油版雕”地区分？

王璜生：不要去作太多这种区分探讨，还是谈好的艺术、不好的艺术，或者说有没有“感动我的”东西，感动我的东西应该就是好的，无论它是国画、油画。

羊城晚报：对于现在的创作-展览-评奖生态有怎样的评价？

王璜生：艺术创作应该是发自艺术家个人的认知与冲动、艺术家个人的社会责任与情感需求的结果，然后才是被展览发现，展出，并被评上奖，从而被社会更多地认知、接受。但是，在现实中，有不少是被反过来的——如果是资本在引导艺术家往哪里走，而不是艺术家有独立的想法和表达，就可能导致艺术的平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