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在欧盟峰会后炒作人民币汇率问题，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30%”，并把1985年那份让日本陷入“失落三十年”的“广场协议”作为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欧盟围绕对华贸易逆差、产业竞争和供应链依赖问题讨论贸易防御工具，一些欧洲政客试图把中欧经贸关系包装成所谓“系统性威胁”。这一动向不是孤立的，反映了欧洲制造业的焦虑、保护主义冲动和自我臆想的“战略自主困境”。

欧洲制造业的承压，既有能源价格高企、创新投入不足、产业政策迟缓等长期因素，也有乌克兰危机外溢、美国产业补贴虹吸等现实冲击。中国企业竞争力提升，来自完整产业体系、持续技术投入、超大规模市场和充分市场竞争，并不是靠所谓汇率“人为制造”出来的。给人民币贴标签，解决不了德国制造业的出路问题，更补不上欧洲创新链条上的那些短板。

所谓重演“广场协议”，本质上不是经济处方，而是政治施压。1985年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达成“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美元大幅贬值，却并未就此扭转美国贸易失衡问题。有数据显示，1985年美国对日货物贸易逆差为461.52亿美元，1986年和1987年逆差不减反增，双双攀升至550亿美元以上。

从本质上看，美国贸易失衡的根源是“高消费、低储蓄”造成的国内经济失衡，以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要求美国必须进口商品、扩大对外投资来输出美元，即“特里芬难题”，单靠汇率政策无法扭转。今天个别欧洲政客借用这一叙事，实际上是把本应通过产业升级、市场开放和制度改革解决的经济难题，打包“甩锅”给中国。这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符合欧洲长期利益。

中欧贸易不应被逆差数字绑架，更不能被保护主义逻辑主导。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2025年中德贸易额超2500亿欧元；约5200家德国企业在中国经营，中国仍是德国汽车、机械工程和电气行业的重要市场；中国德国商会最新调查中，61%的受访企业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增加在华投资。欧洲从中国进口大量质优价宜的商品，降低了消费者成本，稳定了企业供应链，也支撑了欧洲绿色转型和数字化升级。若只看账面逆差，不看欧洲企业在华收益，不看中间品、服务贸易、投资收益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就容易得出片面结论。把“去风险”异化为“降依赖”，再滑向“设壁垒”，最终损害的是欧洲企业效率、消费者福利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中国不会接受以汇率之名行打压之实，也绝不会回到强权协调少数国家命运的旧时代。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的日本，中国经济体量、市场纵深、产业完整性和政策自主性均不可同日而语。除了14亿多人口的内需市场，中国已经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自身逻辑，中国从未通过刻意追求顺差来发展对欧关系。把矛头指向外部“竞争者”，或许远比深刻反思自身政策得失更加简单省力，但若把贸易关系上升为制度对抗，把产业优势污名化为“不公平”，只会压缩合作空间，加剧双方误判。

过去，欧洲长期处在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习惯于把技术、品牌和规则作为天然优势。现在，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机械设备、绿色产品等领域加快追赶并部分领先。中国的发展是挡不住的，而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与其要求中国放慢脚步，不如加快自身改革；与其把市场竞争解释成“威胁”，不如通过开放合作提升韧性。

世界不需要新的“广场协议”，需要的是相互尊重、各自改革、共同发展的新共识。中欧不是所谓“制度性对手”，更不是必须彼此削弱的零和对手。展望未来，中欧关系仍有广阔发展合作空间，关键在于欧方能否守住理性务实的底线，以平等态度看待中国发展，以开放方式处理竞争分歧。

本文系环球时报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