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朱绍杰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何文涛

近日，羊城晚报推出全新垂类IP“博物天下”发布以来的首场文博讲座，特邀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埃及学权威学者金寿福做客南越王博物院，为观众导览“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解读古埃及文明的多元面向。

金教授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广州：喜欢这里花开四季，喜欢广州的早茶文化，喜欢广州人的包容、热情。他笑说希望退休后能常来广州，好好感受这里的慢节奏生活。

讲座结束后，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金寿福教授，探讨“近年来国内‘埃及热’持续升温”“金字塔在埃及，埃及学不在埃及”等话题，帮大家厘清了对古埃及文明的一些常见认知误区。

古埃及人告诉我们：要热爱生命、正视死亡

羊城晚报：刚看完本次在越王博物院举行的古埃及展，您整体感受如何？

金寿福：整体感觉非常出色。我参与过国内好几次古埃及文物展的策划，能明显感觉到这些年来展览形式在不断进步，光影效果、互动体验等方面都做得越来越好。

看得出来，南越王博物院这次展览在策展逻辑、空间布局与内容板块上下了很大功夫。展品体系完整，能够覆盖古埃及日常生活、来世信仰、丧葬习俗等核心维度，普通观众顺着展览动线走下来能够清晰感受古埃及文明的历史脉络。

这次展览年初才开展，时间不长，在文物规格、数量等方面存在客观限制的前提下，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已经非常成功。

羊城晚报：您深耕埃及学研究多年，我们特别好奇您眼中的古埃及文明是怎样的？

金寿福：古文明之间其实很难用统一标准去评判谁更伟大、对人类贡献更大，但不可否认，古埃及文明无疑是辨识度极高、影响极其深远的一种。它深刻影响了古希腊、罗马文明，西方在探究自身文明源头时，也常会把古埃及文明作为源头之一。

与此同时，干燥气候让古埃及的大量建筑、文物得以留存，金字塔是古代七大奇迹中唯一保存至今的遗存。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五世纪看到了金字塔，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它们。

但真正打动我的，是古埃及人热爱生命、正视死亡的态度。他们享受现世生活，也认真筹备来世，不极端、不偏执。随着年龄增长，我更能体会古埃及人对生命的珍视、对死亡的坦然，这种平和通透的生命哲学，跨越千年，依然让人能够共鸣。

“埃及热”在西方已消退？

羊城晚报：这次展览提出“连接尼罗河与珠江的文明交流互鉴”，将古埃及文物与南越王墓出土文物并置展出，您认为两大古老文明是否存在共通性？

金寿福：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难学难懂，掌握这种文字能力可以说是当时跻身官吏阶层的敲门砖。正因如此，在古埃及说教文里也有类似“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另外，古埃及还有一种说法，叫“男孩子的耳朵长在后背上”，意思就是小孩子如果贪玩不听话，需要抽打管教。这些都和中国父母期盼子女勤学、惩戒孩子贪玩的理念非常相似。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近年来“国内的“埃及热”？

金寿福：我认为这是文明发展的历史重演。在20世纪20至30年代，西方也曾掀起过一次“埃及热”。1922年图坦卡蒙墓被发现，这座近乎完好无损的法老陵墓点燃了公众对古埃及的狂热。几乎与此同步的是，好莱坞开始拍摄大量古埃及题材电影，二者合力将“埃及热”推向顶峰。

不过任何文化热潮都有其周期，随着公众的审美疲劳，热度逐渐消退。近年来可以发现，埃及的西方游客越来越少，中国游客越来越多。如今中国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提升，开始关注世界古文明，中国游客便成为古埃及旅游和文化消费的新主力。

百年前埃及人牵着骆驼在金字塔下接待欧洲客人，现在接待中国客人。站在金字塔前，你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时间在那里仿佛静止了。

羊城晚报：国内大众对埃及的认识有哪些方面存在误区？

金寿福：我认为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没有必要纠结哪个文明起源更早。中华文明最珍贵的是其顽强的生命力，是它从未中断的连续性，这是其他文明无法比拟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另一方面，不建议把木乃伊作为猎奇噱头来消费。我曾在讲座中用过一个标题“木乃伊诅咒了谁？”，实际上这是一个反问。它没有诅咒任何人。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只是出于对来世的信仰，结合当地干燥的生存环境妥善安放逝者遗体。

历史上，西方曾一度把木乃伊当作珍贵的药材贩卖，供不应求。后来法国马赛爆发流行病，学者推测和木乃伊有关。随着现代医学不断发展，这种荒唐做法才得以停止。但好莱坞紧接着开始炒作古埃及题材，将其变成盈利工具。拿破仑远征埃及则是看得见的殖民扩张，后来则演变成看不见的文化主导与学术话语权的掌控。我认为，我们看待古埃及文明，应当保持理性与尊重。

人文学科很难像科技发明那样“弯道超车”

羊城晚报：拿破仑远征埃及客观上推动了埃及学的诞生，外力的推动下，是否会对后世解读古埃及文明带来影响？

金寿福：确实存在很深的影响。不少学者对拿破仑的军事远征都持批判态度，埃及学的诞生其实更像一个意外，甚至有说法称它是英法全球霸权竞争中的“私生子”。

这和我们中华文明的情况截然不同。中华文明从未断裂，本土学者始终掌握着对自身文明研究和解读的话语权，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古埃及法老时代就此终结。那些金字塔、神庙虽然还矗立在那里，却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任由后世揣测与解读。后来象形文字失传，直到法国人商博良将其破译，古埃及文明的解读权随后从此长期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甚至成为欧洲殖民扩张的文化工具。

现代埃及反而失去了对自身古老文明的阐释主导权，这对埃及文明、对埃及人来说，都是一种悲哀。

羊城晚报：金字塔在埃及，但埃及学不在埃及。您认为这种文明研究与研究母体相分离的状况，对文明的本土传承与客观阐释，会造成哪些深层次的伤害？

金寿福：虽然埃及的本土学者也曾努力争取自身在埃及学领域的研究力量和话语权，但差距确实太大了。

从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终结法老政权到1822年埃及学诞生，中间中断了两千多年。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从现在到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时间跨度，这种文明的断裂实在太大。就算埃及本土想将古埃及文明延续，重新掌握埃及学研究的话语权，但却难以恢复其文明内核，只能“形似神不似”。

羊城晚报：西方长期主导埃及学研究，这会对我们国内埃及学的研究发展造成怎样的困难，如何克服甚至赶超呢？

金寿福：中国的埃及学起步较晚，从象形文字破译、到学科范式完全由西方建构，这么长的发展历程以来，有海量文献以英、德、法、意等语言写成，对中国学者来说，消化吸收的难度很大，想要“赶”上已经很不容易。

包括埃及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很难像科技发明那样“弯道超车”，这是需要几代人的扎实积累，让年轻一代未来有望站在前辈学者的肩膀上，实现新突破。

我时常有这样的疑问，在课堂上也经常问学生：象形文字失传之后，是商博良破译了它，再经过无数学者联合搭建起了埃及学。如果破译象形文字的是一个没有西方语法背景的中国人，现在的埃及学又会是什么样？这或许也是一条路径，我们能够在西方框架外，以中华文明视角作比较研究，提出新观点、新思路。

我认为这也是作外国历史研究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它可以给本土的历史研究带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