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评析】

作者：吴灿（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据报道，近日，《杭州市富阳新登古城墙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紧扣“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标准，首创城砖构件回收举措，从制度层面解决了“谁来管、怎么保、如何用”的现实问题，为同类县域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经验。

古城墙既是地域历史文明的物质载体，也是当地居民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做好相应保护工作，直接关系到文脉延续与文化自信的构建。新登古城墙最早建于唐大顺二年，由吴越东安都将所筑，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格局，是城市文明发展变迁的见证。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城，绝大多数都有城墙，但真正保存完好的并不多。2006年起，“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启动，加入申遗序列的多地古城墙共同展示出中华文明的璀璨光芒和多姿多彩。

一系列文件相继出台并发挥了有效的保障作用，但毋庸讳言，古城墙保护仍面临一些挑战。除自然侵蚀、人为破坏等因素外，违法成本偏低、执法监管乏力等问题仍亟待解决。如能在法律层面进一步加强保障，不仅会增强保护工作的刚性约束，也有助于汇聚起长效保护的合力。

筑牢法治根基、构建层级衔接的保护体系，是古城墙保护的首要前提。须紧扣中央文物保护法治化建设的要求，进一步强化中央与地方法规政策的衔接协同，形成上下贯通、权责清晰的保障网络。设立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厘清文物、规划、住建等部门的职责边界，避免职能交叉或监管空白；健全违法惩戒机制，针对非法占有城砖、擅自修缮、违规建设等行为依法加大处罚力度，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同时建立常态化的专家咨询与公众参与机制，让制度更贴合保护实际、更具科学支撑，实施过程更易获得社会认同，提升制度执行的公信力与实效。

古城墙保护规划，应与国土空间规划、历史文化名镇规划相协调，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动态平衡。一方面，合理划定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环境控制区，对建设控制地带内的项目实行严格审批，严控周边建筑的高度、体量和风格，禁止工业项目和大型商业设施入驻。另一方面，统筹兼顾居民生活改善与遗产保护，整治环境，升级基础设施，让古城墙保护融入城市发展大局。针对古城墙周边景观亮化、园林绿化等配套建设，应遵循“最小干预”原则，避免对墙体结构和历史风貌造成破坏。

加强文物保护信息化建设，鼓励开展文物保护数字化工作。古城墙作为不可移动文物，长期面临自然损耗的问题，传统保护手段难以实现全时段精细监测。应充分发挥科技作用，把现代科技深度融入古城墙的常态化安全检查、日常监测与风险评估中，让保护工作更高效。推进古城墙的数字化保护，运用无人机航拍、三维扫描技术，给城墙建立完整的数字档案，精准发现墙体开裂、风化等问题，为后续修复提供数据支持。同时，在关键区域安装物联网监测设备，提前设定好预警标准。西安明城墙的科技保护颇具成效，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在科技助力下，全长13.74公里的城墙原本需要半个月时间的全域巡查，现在用无人机几天即可完成；同时，通过物联网还可实时监测环境与墙体状况。此外，开展修复工作时，采用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式，确保修复部分与原风格相协调且可识别。

深入挖掘文物价值，推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合理利用，是古城墙保护的长远之策。展开学术研究，系统梳理古城墙的历史沿革、建造工艺和文化内涵，挖掘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讲好背后的历史故事。创新展示利用方式，整合周边文旅资源，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良性互动。激发社会参与活力，通过宣传教育、志愿者服务、捐赠激励等机制，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让古城墙保护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让保留厚重历史与璀璨文明的古城墙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成为承载民族记忆、彰显文化魅力、惠及人民群众的文化瑰宝，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08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