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下午本该是学生纷纷离校回家的时刻，广州荔湾爱莎学校内的黑匣子剧场却座无虚席。12月19日，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党委副书记赵金刚做客清华·爱莎人文大讲堂，以“《西游记》与宋明理学”为题，引导学生重读经典名著，探索其背后隐藏的中国思想传统的深层逻辑、价值结构与生命智慧，并把“知行合一”等理学命题，转化为可触可感的成长议题。

直击现场：重新“打开”经典名著

讲座尚未开始，黑匣子剧场已是座无虚席。演讲台前，三面座席紧邻讲台，听众与主讲人仅数步之遥。讲座现场没有常见的“讲完即散”的疏离感，问题随时抛出、即时回应，而名著文本，也在这场跨代际的对话中不断焕发新意。

“大家看过的《西游记》，很可能已经是‘魔改’版。”赵金刚开场一句话，迅速聚拢了全场注意。赵金刚随即表示，许多人对《西游记》的记忆来自电视剧、动画片与节选文本，形式内容经过改编，往往已经偏离了原著的叙事与旨趣。

随后，围绕“唐僧为何取经？”“《西游记》究竟是不是佛教书？”“观音为何要赐下‘三道箍’，最难降伏的究竟是哪三种执念？”等问题，进一步把讨论推进到文本细部。赵金刚一步步向观众抛出线索，逐步为学生建立起一个核心认知：《西游记》的永恒价值，恰在于它不仅写神魔，更写人心；不仅讲取经，更讲修身。其背后融汇儒、释、道思想，沉淀着古人的世界观与价值结构。

“《西游记》不只是一部冒险故事，更是一部可被严肃阅读、不断‘再打开’的思想文本。”赵金刚说。这场分享正是从《西游记》与宋明理学的关联切入，为学生打开了重读经典名著的全新视角与思路。

如何解读《西游记》中的“妖魔团”？赵金刚指出，妖怪并非单纯的外部敌人，而是人心念头的化身。“金池长老贪袈裟”引出黑熊精的情节，恰恰是“念起则魔生”的结构。而一路取经路上的“降妖除魔”，恰恰是一场“降伏心魔”的修行过程。

在“主角团”的人物象征上，赵金刚给出一套更便于理解的框架：孙悟空对应“心”，白龙马对应“意”，猪八戒指向“情欲”，沙僧则更接近“理性”的稳定力量。由此切入，宋明理学的“心性论”不再停留于抽象概念，而是在人物结构与叙事推进中获得更具象的呈现。

赵金刚还以“孙悟空的名字变迁”为线索，带领学生展开细读：“石猴”象征原初自然状态；“美猴王”代表自我意识觉醒，开始区分美丑、心生恐惧；“悟空”意味着体悟与觉醒，但“悟”不等于“得”；直至成为“行者”，还要在八十一难中将所悟落实为所行，才逐步走向圆满。“这些名号不仅是角色的，也像一面镜子，照见每个人的成长——我们都要经历从‘分别心’到‘修心’的转折。”

师生互动：当文学经典遇见青春之问

原定一小时的讲座，当天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现场学生对这个融合文学与哲学的话题兴致盎然，在互动环节，举手提问者更是接连不断。

“要不是这场讲座，我都不知道原著中反复出现的数字、人物名号，都有来历与象征意义。”爱莎高一（国内方向）学生王诗琪提到，活动结束后，她最想做的事，是把《西游记》原著找出来重新读一遍。“想看看最本真的《西游记》到底是什么样。”

学生刘宸毅表示，自己在网上也看过不少关于《西游记》的解读，但将《西游记》与系统的哲学体系结合起来分析，依旧让他感到新颖。“我们接触的国际课程体系，一直鼓励批判性阅读与文学评论。这也给我启发， 未来可以把课堂中学到的分析方法与哲学视角结合起来，进一步拓展自己对文学与文本的理解。”

爱莎学生刘妍希更关注这场讲座将经典“带回日常”的方式。她表示，四大名著在学生群体中往往被视为“必读任务”，但大家很少追问其成为经典的理由；很长一段时间里，哲学也常被误认为离生活遥远。当天演讲将文学、哲学与历史贯通，并最终落脚于现实处境：经典不只是被背诵与讨论的对象，也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提供理解与判断的参照。

专访：新教育背景下，学者更需要“讲故事”的能力

本次活动系清华·爱莎人文大讲堂第四讲。自2025—2026学年起，爱莎学校每月邀请清华知名学者入校开讲，以高等教育资源赋能基础教育，为学生搭建直通顶尖学术资源的课堂通道，在持续浸润中拓展人文视野。

为何选择《西游记》作为此次讲座的切入点？作为一名学者，从面对大学生，到面对青少年授课，又有怎么样的感悟？日前，记者对赵金刚进行了专访。

记者：今天这场讲座以“《西游记》与宋明理学”为题。您为什么会想到用“文学+哲学”的方式来解读《西游记》这样的经典？

赵金刚：我一直觉得，一个“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背后一定有其理由。今天的学科分工往往把“四大名著”归入文学门类，但我更想追问：文学难道仅仅是文学吗？所有文学背后都有思想奠基，都包含作者对世界与价值的理解。尤其是古典时期形成的名著，往往沉淀着古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他们对诸多哲学思想的消化与转化。

而从表达方式来看，单独讲哲学容易显得抽象甚至“枯燥”；但借助文学叙事来讲哲学与思想，反而更容易把听众带入那个思想的世界与空间里。

《西游记》不是一部“纯文学作品”。比如我今天讲到孙悟空“到底有多少个名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称呼与名号——这些命名背后都有象征意义。孙悟空名字的变化，其实对应着人的成长、修行与心性的历程。

记者：今天的听众主要是爱莎学生。您希望通过清华·爱莎人文大讲堂，给这群青少年带来怎样的阅读鼓励或学习启发？

赵金刚：我希望鼓励孩子们回到文本本身，重新做细读与精读。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会用改编作品、节选版本、短视频式“二次加工”去替代原著，但如果真正沉下心去读原著，往往会打开更大的理解空间和想象力，也会生发出更丰富的个人体会。

当然，阅读方式越来越多元：既可以是纸质阅读，也可以借助新的介质与方式。但不管怎样，书终究要一页一页读，这是绕不过去的过程。

记者：作为高校学者，如今借助清华·爱莎人文大讲堂，走进基础教育领域，面对中学青少年授课，您怎么看待这种“大中衔接”的意义？

赵金刚：大学与中学之间需要更明确的了解与互动。一方面，大学阶段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另一方面，中学能否更早介入，为未来人才发展提供与之匹配的能力基础？中学阶段的培养也要积极适应孩子未来的成长路径。

从现实变化看，教育评价正在发生调整：高考语文对阅读能力要求更高，数学对思维能力要求更强，单纯依赖刷题与死记硬背，未必适应当下的选拔与评价。另一方面，AI让知识获取变得更容易，我们也就更需要关注学生的“价值”和“能力”——学习能力如何形成，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如何建立？这些都需要从中学阶段开始扎实培育。

我还想强调学生的社会化能力。今天不少孩子的问题未必是知识不足，而是社会化程度相对偏弱：如何鼓励他们接触社会、了解他人、走出自我，这也是“大中衔接”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对于一名高等教育的学者来说，大讲堂这种形式，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要求：学者不应只停留在书斋里“从概念到概念”的表达形态，面对普通学生，不能只用抽象的哲学话语在概念之间打转，而要尽可能打破抽象性。

我常说，学者需要具备“讲故事”的能力：把更深入的内容，用故事化的方式、用更通俗的表达讲出来，这一点很重要。尤其在今天，我们更需要强调“通识教育”。通识教育不是“贩卖鸡汤”，也不是浅尝辄止，而是让公众、让学生有机会走近、理解那些看起来高深的知识。

文｜羊城晚报记者 郭子扬

图｜张倩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