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担忧高市早苗首相领导下的日本正在逐渐背离战后和平主义身份，并走向曾摧毁该地区的军国主义，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对许多外部观察者来说，中国的警告或许有些夸大其词，或被认为是出于政治考量。但若对此置之不理，就是忽视了塑造中国认知的深刻历史创伤，以及任何中国领导人都无法忽视的政治现实。

资料图：高市早苗当选日本首相。

对于中国公众而言，日本军国主义的记忆并非抽象概念。它已铭刻在民族意识之中。20世纪初，现代日本民族主义大量借鉴了理想化的武士道价值观——忠诚、牺牲、绝对服从。这些理想被浪漫化，并渗透进了当时的政治文化，滋生了“国家命运需要军事扩张”的信念。“富国强兵”(fukoku kyōhei)的口号成为日本现代化的核心，将经济增长和军事野心紧密捆绑。这种意识形态并未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在东亚各地被残酷地付诸实践。

从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到1937年对华全面进攻，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城市沦为废墟，数千万人丧生。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强制劳役、生化战等暴行所留下的伤痕，至今仍是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日本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德国结盟，更让人坚信这绝非一场地区性冲突，而是更广泛的军国主义和种族意识形态轴心的一部分。

甚至在高市早苗近期就台湾问题发表言论之前，中国的分析人士就已敏锐地察觉到她的修正主义倾向。中方此前一直保持克制。但高市将日本军事行动与中国视为纯属内政的台湾问题挂钩的双重挑衅，越过了红线。在中国看来，这并非外交失误，而是对战后几十年克制态度的不可接受的背离。

正是由于这段灾难性的过往，日本在1945年后的转型才如此意义深远。其新宪法中蕴含的和平主义精神，尤其是第九条，已不再仅仅是一项法律原则：它象征着对曾指引国家方向的军国主义思潮的道德否定。战后日本领导人优先考虑经济重建，限制军事力量，并塑造了一个和平、技术先进的国家形象。

这一转变对于中日关系正常化至关重要。中国谨慎地接受了日本已真正翻开历史新篇章这一事实，即日本已放弃以武力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随着双方贸易扩大和社会联系加深，这一假设成为了数十年来稳定局面背后脆弱而真实的基石。

这正是高市早苗的言论令中方深感震惊的原因。她的强硬立场、对修改和平宪法的热衷，以及她随时准备以“关乎存亡”的措辞来框定地区问题，尤其是台湾问题，都表明她正在严重背离战后共识。在中国，这些动向并非被解读为常规的政治调整，而是对曾将亚洲推向灾难的意识形态的危险试探。

西方观察人士或许认为宪法改革或增强自卫能力，是无害的现代化举措。但在中国看来，这些举动无疑会唤起那段导致两千多万人丧生的历史的回响。期望中国领导人冷静回应日本军事正常化的迹象，是对历史情感分量及所涉政治风险的误解。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不会容忍日本军国主义不受约束地卷土重来，哪怕只有一丝迹象；其国内影响将是爆炸性的，战略后果也将更为严重。

世界必须认识到，中国的担忧源于真实而惨痛的历史，而非人为制造的愤怒情绪。随着紧张局势在高市早苗执政下不断升级，理解这一背景至关重要。东亚的稳定并非在于遗忘过去，而在于铭记历史。若忽视这些历史教训，国家就会一步步陷入无人能够预料的危机，直至危机将我们全部吞噬。

(作者高大伟 David Gosset是全球事务专家、汉学家，中欧美全球倡议发起人，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