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温建敏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晗 

图/受访者提供

94岁的詹伯慧坐在暨南大学校内家中的沙发上，身形清瘦。家中角落里安静停放着轮椅，墙上挂着他与妻子逾六十载的相伴合影。记者初见他时，他正用粤语同照护者轻声交谈，听闻需用普通话交流，他立刻转了语调，声音清亮：“你想让我说哪种都可以。”如今，詹伯慧双目已难视物，全靠敏锐的听力联结外界，却依然精神矍铄，谈吐清晰。这位毕生深耕方言的语言学家，心头牵挂始终如一：留住方言，留住华夏文明的根。

从“双语之家”到语言学殿堂

詹伯慧与语言学的缘分，始于广东潮州的多方言家庭。儿时，他与父亲讲客家话，与母亲讲潮汕话。到广州读高中后，校园里的广州话、课堂上的普通话，又为他打开了新的世界。这样的成长环境，让他早早对语言学产生了兴趣。

作为“岭南词宗”詹安泰先生之后，詹伯慧从小受到父辈学识的熏陶，在广州读书时，常有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学家来詹家做客，名家交流碰撞出的思想火花，点燃了詹伯慧研究语言奥秘的热忱。

1946年，应国立中山大学之聘，中国现代语言学大师王力任文学院院长，成立了中国首个语言学系。1949年，詹伯慧考入中大语言学系，“当时课程设置从语音、词汇、语法到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再到少数民族语言，什么都学”。因着儿时的多方言环境和家学启蒙，詹伯慧将研究方向定为方言研究。

从“军话”研究到方言学大词典

1955年，詹伯慧在著名方言学家袁家骅教授的推荐下，跟随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前往海南调查黎语，他偶然发现崖城镇几千居民口中残存的“军话”，区别于周围居民所说的迈话，他深入当地，通过观察口型、记录发音，再对比普通话、古代汉语，最终首次揭示了此处“北方方言岛”的语音面貌。1959年，詹伯慧发表了个人早期学术代表作之一《海南岛“军话”语音概述》，在语言学界引发关注。

“语言学研究，尤其是方言研究必须要深入进行田野调查，不能‘坐而论道’。”他始终坚信，“没有田野调查，就谈不上方言研究。”而关于海南岛“军话”的这份记录，也为学界研究南方官话方言岛提供了珍贵样本。

“语言是资源。你要记住这五个字。”詹伯慧语气郑重，“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些都是资源。我建议再加一句——‘语言丰富’！”

正因有着将语言视为国家战略性资源的视野，2013年，詹伯慧以82岁高龄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并以首席专家身份负责主编《汉语方言学大词典》。这部465万字的巨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百科性质的方言学大词典，涵盖学科历史、学者、著作等，被誉为“汉语方言学史上一座丰碑”，可詹伯慧却说：“还有补充的空间。方言学在发展，词典也该跟着‘生长’。”

从“做学问”到“传学问”

“做学问”之外，詹伯慧更注重“传学问”。

1984年，他在暨南大学创立了全国第一个综合性方言研究机构，并开始招收方言学硕士研究生。1991年他开始招收汉语方言学博士研究生，中国首批毕业的5名汉语方言学博士中，有4名出自詹伯慧门下。多年来，詹伯慧为我国方言学界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而他培养学生做研究的准则，可以浓缩为最朴素的三个词：“坚持，坚持，再坚持。”

“做学问千万不能三心二意，看准了去做，一辈子从一而终。”这是他对后辈的寄语，也是他始终践行的原则。

2020年，89岁的詹伯慧捐出50万元个人积蓄，设立“暨南大学詹伯慧语言学奖”，初衷只有“继往开来”四字：“我怕语言学研究‘断根’”，他语气中带着一丝深切的忧虑，“建立这个奖项就是鼓励学人做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应该继往开来。”

如今，94岁的詹伯慧虽难再赴田野，却“退而不休”。学生们时常来看他，给他讲最新的学术动态；他听力敏锐，每天坚持听新闻，心系学界与国家发展建设。“我也喜欢和年轻人交流，无论做什么研究，只要肯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

“留住方言，就是留住根。”这是詹伯慧毕生的信念。在方言研究的田野上，这位毕生守护中国语言资源的学者，仍在守望着华夏文明多样性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