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丨文物再现吐鲁番古风：吐鲁番，这片古老的土地，其文物如同一扇扇时光之门，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古风。出土的文书、壁画等文物，生动展现了古代吐鲁番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从精美的丝绸到独特的文字，从热闹的市井生活到庄严的宗教仪式，无不诉说着那段辉煌的历史。这些文物是吐鲁番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依然能触摸到古老文明的温度，传承和弘扬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吐鲁番博物馆馆藏4000余件文书类文物，近几年当地又出土了1.5万余件文书类文物，内容包罗万象，是研究和了解古代西域地区人民真实生活图景的宝贵资料

◇吐鲁番墓葬中大量发现“入乡随俗”的伏羲女娲像，反映出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产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上一颗耀眼的‘明珠’，相关发现对考古界的贡献和影响具有世界意义。”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瑜

吐鲁番博物馆馆藏的伏羲女娲绢画 受访者供图

从古长安出发，途经河西走廊，穿行数百里茫茫沙漠后，吐鲁番映入眼帘。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名城，曾是东汉西域长史府、唐安西都护府的治所。这里曾流行过7种宗教，使用过十余种文字、20多种语言，是触摸古代新疆地区真实风貌的“露天博物馆”。

干燥少雨的气候，使得吐鲁番1491处不可移动文物遗址以及大量出土文书、墓志、纺织品、皮制品等珍贵文物完整保存，见证着中国历代中央政权治理新疆的历史往事，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动人篇章。

描绘西域生活图景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娜尔罕的心儿醉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让吐鲁番的葡萄名扬四海。

约1600年前的十六国时期，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先民们就开始种植葡萄并酿制葡萄酒。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M408墓室一幅名为《庄园生活图》的壁画，生动展示了这一事实。壁画用墨线勾勒出三棵画满小圆点和波浪状线条的果树，树旁标识着“蒲陶”二字，左侧还详细绘制了葡萄榨汁、过滤、煮沸、蒸馏、装罐的全过程。

“壁画的内容、形式、技法、风格与河西乃至中原相似度极高。”吐鲁番学研究院专家介绍，公元327年，前凉在吐鲁番首设高昌郡，郡县制度开始在新疆推行，并逐渐形成了与中原地区相同的审美和生活方式。公元460年，以汉人为主体居民的地方政权高昌国在吐鲁番建立。

公元640年，唐朝政府在吐鲁番设置西州，并设西域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表示，一系列唐制的推行，使得西州既保留了边疆特点，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唐朝内地各州县并无太大差异。

吐鲁番博物馆中，唐代12岁少年卜天寿抄写的《论语郑玄注》备受关注。北宋时，郑注《论语》就已失传，直到20世纪初才在吐鲁番和敦煌两地发现了若干断片，吐鲁番博物馆保存的就是其中较为完整的抄本。除《论语郑玄注》外，卜天寿还抄写了一些打油诗，其中一首写道：“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侧书还侧读，还须侧眼（看）。”

无独有偶，甘肃敦煌藏经洞中发现唐五代时期在我国西北地区广为流传的《开蒙要训》，一名学郎题记写道：“闻道侧书难，侧书实在难，侧书还侧立，还须侧立看。”距今千年前两位学郎跨越时空的“一唱一和”别有趣味，更体现出中原与西域在文化教育上的相互影响。

吐鲁番学研究院技术保护研究所负责人陈玉珍介绍，吐鲁番博物馆馆藏4000余件文书类文物，近几年当地又出土了1.5万余件文书类文物，内容包罗万象，是研究和了解古代西域地区人民真实生活图景的宝贵资料。

记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历史上，吐鲁番盆地是多民族聚居之地。高昌国时期，至少就有中原谪发的戍卒后代、河西来的汉族大姓世家以及中亚经商来此留居的粟特人等。

吐鲁番博物馆展厅内，两幅并排悬置的伏羲女娲像引人注目：其中一幅，伏羲女娲为深目高鼻、络腮卷须的胡人形象，另一幅则是中原汉族长相。

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爱峰介绍，伏羲女娲是中华文明中的人文始祖，墓葬中放置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像，曾是中原地区丧葬习俗。吐鲁番墓葬中大量发现“入乡随俗”的伏羲女娲像，反映出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产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吐鲁番博物馆内，立着一座用汉字和回鹘文书写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制品，讲述了八代回鹘亦都护由高昌入仕元朝政府的事迹。

公元1275年，西北诸王叛乱势力向元世祖忽必烈进攻，高昌城被围城6个月，亦都护高昌王火赤哈儿昂然道：“吾闻忠臣不事二主，且吾生以此城为家，死以此城为墓，终不能尔从。”后战败身亡。忽必烈感念回鹘亦都护的义举，把甘肃武威西北的永昌作为封地，安置回鹘亦都护家族及其流亡的臣民。从此高昌王室便在永昌扎根，后代还与蒙古王室通婚。

粟特人的故乡在今天的中亚地区撒马尔罕一带，他们长期在古丝路沿线进行国际间贸易，来到中国后，受中原姓氏文化影响，常以本国名作为姓，比如康、安、曹等。他们中的一些人留居下来成为当地居民，有的还入职为官。高昌国内就居住着不少曹姓和康姓的粟特人。

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出土的《唐龙朔二年（662）康延愿墓志》表明，墓主为康姓粟特人，曾是西州军事将领，出土墓志强调“其先出自中华，迁播届于交河之郡也”。陈爱峰分析，这说明墓主已将中华认同为自己的祖籍，将中华文化认同为自己的文化之根。

见证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

吐鲁番市葡萄沟以西的一座丘岗上，坐落着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这是国内目前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且时间跨度较长的景教遗址，其年代为唐代至元代。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于唐代初年传入中国，遗址中出土了用汉文、叙利亚文、回鹘文、粟特文书写的一批重要文书，以及北宋漆碗、“熙宁元宝”钱币、玉雕十字架等重要文物，还发现了同一纸张正反面分别书写汉文佛经与叙利亚文景教文献的情况。

“这些考古发现反映出景教曾在吐鲁番流行，与佛教、道教、摩尼教呈现出多元文化共存、多种文明交流互鉴的景象。”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负责人王龙说。

陈爱峰介绍，目前考古发现吐鲁番曾流传过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其中有14处佛教石窟寺遗址，约400座洞窟，宗教考古遗迹富集，是新疆宗教文化的“样本库”。

吐鲁番市鄯善县的吐峪沟石窟是著名佛教石窟，吐峪沟66窟主室门道墙壁上，绘有一位衣着华丽的天神图像，其身后还绘有一只匍匐于地、双目圆睁的犬类动物。

经过对比研究，专家确定这是祆教神祇。祆教又名琐罗亚斯德教，曾是古波斯帝国的国教，流行于西亚和中亚地区。祆教神祇在佛教洞窟中出现，表明不同宗教在流传过程中的不断融合与彼此吸纳。

“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上一颗耀眼的明珠，相关发现对考古界的贡献和影响具有世界意义。”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刘文锁说。

（《瞭望》2025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