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看了我的公众号文章后加我微信，向我咨询。

大致案情如下：

2016年朋友与人约架，把他叫上，己方共四人，将对方三人打成轻微伤。

其后四人被刑事拘留。案发后已赔偿被害人，并获得谅解。37天后，他与另一人因情节轻微，没有被批准逮捕，改为取保候审。2018年取保候审解除。

另两人以聚众斗殴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上个月底，当地检察院传唤他，准备把他起诉到法院去，量刑建议是一至二年有期徒刑。

他说他是自首的，又认罪认罚了，最后问我：“可以判处缓刑吗？”

我说：“犯罪情节较轻，又是从犯，又有自首，被害人也已谅解，按法律规定是可以判处缓刑的，但最好是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中要有适用缓刑的建议，否则，法官会比较难办。”

你看看，像这种完全可以不起诉的案子，也要翻出来起诉。

还记得，一位律师与我探讨过一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子。

嫌疑人所在公司是卖家俱的，为了公司电话营销，向某些住宅小区的售楼部购买了业主手机号码5000余条。

案发后，嫌疑人被抓，并被批准逮捕。现案件正在审查起诉中。

该律师说，他向承办检察官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检察官不同意，并说：“是我批准逮捕的，取保候审会影响考核。”

因案件刚达立案标准，又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子，故律师又提出对嫌疑人适用缓刑的建议。承办检察官还是不同意，并说：“现在重一点没事，轻了可能会被倒查。”

这位律师很生气。对我说，要去检索该检察官承办过的所有案件，不信就没有建议适用缓刑的案子。只有存在适用缓刑的案子，就要他说清楚，“为什么那个案子可以适用缓刑，而这个不可以？”否则，就投诉他。

你看看，像这种完全可以适用缓刑的案子，公诉人就不同意建议适用缓刑。

近些年以来，我听到不少律师吐槽说，司法机关是越来越“左”了。有好多可以不抓的，抓了；可以不诉的，诉了；可以不判或者轻判的，重判了。

据说，因为近几年伴随着打击黑势力保护伞，抽查的重点放在右倾错误上。

即公安司法人员徇私舞弊，把该追究的没有追究，把不该从轻的从轻了。

所以，少数办案人员就矫枉过正，变得越来越“左”了。

其实，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主要领导一直在强调，“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即领导一直在强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那为什么在实践中却是“可捕可不捕的，捕了；可诉可不诉的，诉了”呢？

我曾在《辩护律师如何洞察办案人员心理？》一文中说过，“用博弈论就可以解释得很清楚。

“比如，可捕可不捕的，如果检察人员作主不捕，万一当事人出去后又犯新罪了，碰巧还被媒体曝光了，则监督机关可能会倒查前罪不捕的事。

“那么检察办案人员得写汇报材料，说明当时不捕的理由。就算最终过关，不被追责，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如果万一被追责，可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如果检察人员做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就算未来证据不足，也可以存疑不起诉，或者法院定罪判免刑。虽然嫌疑人是吃亏了，但检察办案人员不吃亏呀。

“所以，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可捕可不捕的，批捕是检察办案人员的最优解。同理，也可以解释‘可不诉的却诉了’的原因。”

不过，在此我特意提醒办案人员：如果未来强调反“左”了，你怎么办？

所以，不能不未雨绸缪，最好现在就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该重的重，该轻的轻，罪刑相当，不枉不纵。

总之，只要你没有徇私舞弊，哪怕在别人看起来“轻了”，你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

何忠民律师，湖南省邵阳县人，1997年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其后分配到国家检察机关工作八年，2005年至今从事律师工作，主要从事刑事辩护、刑事合规和企业危机管理工作，尤其擅长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案件辩护。

其每年亲自承办的案件一般不超过10件。不过，凡是其亲自承办的案件，必亲力亲为，全力以赴，把辩护工作落到实处，力争把每一件案子办成经典案例。

执业十九以来，办理过厅级、处级、科级等领导干部、公务员职务犯罪案件数十件，办理过企业老板、高管经济犯罪案件数十件，绝大多数都实现了预期的辩护目标，深受客户好评。

现任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刑民行交叉法律事务部副主任、刑事专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