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本兼治、目标兼容、手段兼施

文|《财经》特约撰稿人 辛晓彤

编辑|余乐

2024年1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在“《财经》年度对话 2024：穿越变局的力量”发表主题演讲。高培勇提到，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理可以集中概括为三个“兼”：标本兼治、目标兼容、手段兼施。

以下为高培勇的部分发言实录，根据现场速记整理：

“超常规”怎解？

12月9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围绕2025年经济工作部署，创造性地使用了一种新表述：超常规逆周期调节。

“超常规逆周期调节”中的关键词是“超常规”。因为“逆周期调节”对于我们来说，已经烂熟于心，甚至是肌肉记忆。对于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涵盖的具体内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创造性地使用了一系列新表述，比如“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之所以如此，其目的，无非是向社会传递一个十分清晰的信息——2025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同2024年相比会有一些新变化，而且也显著不同于2008年到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甚至显著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同或变化，显然是其中最重要的含义之所在。

这里最重要的不同、变化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中看到相关布局。比如，谈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时候，一共列出了六个方面的举措清单：第一，提高赤字率；第二，加大财政支出强度；第三，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第四，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资本金范围；第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第六，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

在谈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时候，一共列出了三条举措，这三条也可以说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举措清单：第一，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第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第三，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创新金融工具，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类似这样的清单，我想大家可以立刻从手机上搜索到，也可以下载，我只不过把它做了分解。从这两方面的任务清单中，我们能够看到2025年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甚至可以理解其中的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将是一种怎样的行动路线。

问题在于，从中看到的变化究竟是什么？那就只能从比较分析当中去加以归结。不仅要同2024年的宏观政策做比较，还要同我们反复经历过的宏观政策格局做比较。

在我刚才念及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举措清单当中，大家会发现很多属于量的调增方面的字眼。比如“提高”赤字率、“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增加”发行超长期国债，“增加”地方政府债券超常使用等等。这属于量的增加方面的变化。

除此之外，你也能从中捕捉到其他方面的字眼。比如这里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持续支持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的实施”“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等字眼，特别说到货币政策不仅有总量方面的功能，还有结构方面的功能。不仅有人民币汇率基本水平的稳定，还有中央银行宏观审慎金融稳定功能方面的一系列部署。

可以从中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超常规逆周期调节以及在此语境下所实施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对于2024年，不仅有刺激力度上的添增，还有从具体内容到实施手段的一系列重大结构性调整。也就是说，它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在超常规逆周期调节这样一个带有创造性的新表述当中，至少蕴含两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变化来自于力度，也就是量的增加；另外一个重大的变化是结构，也就是它的运行机理和内在逻辑的重大变化，可以简单概括为质的方面的重大变化。因此，如何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去深入理解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是我们理解并前瞻2025年宏观经济政策布局绕不开、躲不过的问题。

三个方面的理解

如何理解这样一种变化和调整？我想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应当触及的。

第一，任何宏观政策都是问题导向的，我们要了解2025年所布局的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是奔着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去的，它的聚焦点、靶向所指是什么？第二，任何宏观政策都要设定具体目标，它的目标和以往相比有何变化？第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实施既定的目标，去解决要解决的问题。

这三个方面概括起来讲，就是有哪些新问题出现，哪些新目标被加入，哪些新手段被引入到宏观调控的视野当中。

先看第一方面：面对的问题和以往相比有哪些变化？

说到面对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逆周期调节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总供求的平衡。在宏观经济治理层面，所有的逆周期调节都是奔着如何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而去的。“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这是逆周期调节的一个基本的行动路线。

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最凸显的问题是什么？大家会说是有效需求不足。所以，以往在谈论到逆周期调节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往往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试着来回顾过去五年——疫情三年加疫后恢复两年——走过的这段历程。这五年当中，我们哪一天没有在实施逆周期调节？从2020年开始，我们就发行增加了特别国债，相应提高了赤字率，在货币政策上也有一系列的调整。可以说，这五年中，逆周期调节一直是与我们相伴而行的。

但是，逆周期调节的功效，和以往我们所经历的国际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逆周期调节，还是有显著不同。这五年当中当然也有很多新的变化，比如世纪疫情、百年变局、新发展理念的全面完整准确贯彻、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宏观调控必须经历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其实都和今天面对的问题直接相关。

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发生在2021年。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判断。那句话是这样讲的：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你可以从问题与矛盾清单或者困难与挑战清单的意义上理解。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探索问题与矛盾、归结困难和挑战的意义上去理解，或者从宏观经济分析意义上去理解，你会得出另外一种结论，那就是，分析当前经济运行至少应该有三个维度——需求的维度、供给的维度和预期的维度。也就是在提醒我们，宏观经济分析并非停留于过去的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第三个维度，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维度，那就是预期。

过去几年的经历也一再提醒我们，这三方面的维度不是平行关系，预期问题可能是更为基础性的。因为预期变了，需求就跟着变了，供给也就跟着变了。所以，2025年要实施的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它所要针对的矛盾和问题不限于需求和供给，还要深入到预期层面。

我举几个例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在总结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时，最后一句话用的是这样的表述：特别是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使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经济明显回升。请注意，这里总结的是如何通过提振社会信心推动了经济有效回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识性的概括。

在总结实践中所深化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时，提到必须统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的总循环。

这些都给我们以重要启示：在新的形势下，病灶和病根发生分离。以往我们通常不区分病灶病根，需求不足既是病灶，也是病根。但在今天，我们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必须深挖其背后的新故事。为什么会有效需求不足？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今天的有效需求不足和以往的有效需求不足有没有变化？显然预期转弱、预期和信心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进入到我们的视野的。如果有效需求是病灶，预期转弱就是病根。我们面对的问题，显然既有病灶层面的问题，也有病根方面的问题。所以，必须实现标本兼治。否则，按下葫芦浮起瓢，解决不了更长期的问题。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第一个基本结论。那就是，超常规逆周期调节不仅要加大力度，而且要兼顾供求和预期两个层面，实现标本兼治。这是我们应该明确的一件事。

第二方面，设定的目标。逆周期调节和超常规逆周期调节都要有目标设定，要奔着一定的目标而去。那么，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这也要和以往加以比较。

过去的逆周期调节目标基本是单一的，就是扩大需求。不管在扩大需求旗帜下罗列了几个方面的目标，首先要解决的肯定是扩大需求问题。而在今天，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仅仅可以归结为扩大需求吗？显然不是。过去五年我们一直在经历历史上最强力度的刺激。

大家经常说2008年到2010年刺激力度最大，但对于那段时间的刺激力度，大家记住的可能就是4万亿元投资。对于4万亿元投资，要经过两道简单算术题，才能看得清楚。首先，4万亿元投资是结果，它的起始点在于财政投资扩张。财政投资扩张力度多大？1.18万亿元。这是一道算术题，可以看清4万亿元和1.18万亿元之间的关系。第二道算术题，1.18万亿也好，4万亿也好，是三年的累计数，不是一年。所以，以此为参照系作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现在经历的就是史上最强刺激的力度。只是超常规逆周期调节，还要在既往过去五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力度。

但不管怎样，目标是发生变化了。从2021年以来，我们在宏观政策上所设定的目标不是简单的用扩大需求可以覆盖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稳预期方面的目标进入到我们的视野。而且，在过去五年当中，特别是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不仅稳预期进入到了政策目标序列，而且稳预期和扩需求之间逐步形成一种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关系。比如说，扩需求不单纯是扩需求，也有通过扩需求达到稳预期的目的。也不单纯是稳预期，也有通过稳预期来实现扩需求的考量。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互为条件，彼此依存的新型关系格局。

大家在中国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中可以看到诸如稳定楼市股市的表述，楼市和股市显然不是简单的供求问题，更重要的是预期问题。预期涨，人们才会进入楼市股市。所以，通过稳住楼市股市所要实现的目标并非止步于扩需求，而是扩展到稳预期，通过稳预期转过头来有助于扩需求。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还有这样的表述，加强预期管理，提高政策的整体效能，打好政策组合拳。它告诉我们各个方面的政策的整体效能的充分发挥，各种政策组合拳的有效运作，要集中体现于预期管理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还看到这样的字眼：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安全感”属于预期和信心层面的内容。

这也提供了新的启示——兼容供求和预期的宏观政策要对症下药。

其实，当我们认识到所面对的问题不仅是需求和供给问题，还有预期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本着同时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而去，本着对症下药的基本原则而去。目标设定当然也必须是双重目标，一个是扩需求，一个是稳预期。避免将兼容双重目标的逆周期调节操作简单等同于追求单一目标的逆周期调节操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超常规逆周期调节不是简单地复制以往的逆周期调节的老套路，也不是在以往的基本盘上简单地做操作工的事情，那只是添油加柴。

于是，我们今天可以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超常规逆周期调节不仅要加力度，而且要兼容扩需求和稳预期两个目标，实现目标融通。

第三方面的问题接踵而来。既然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双重的，设定的目标也是双重的，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当然也不能是单一的。过去我们的手段基本都是属于政策层面，逆周期调节在人们心目中就是政策的调节。但是，在今天我们能够看到，也能深切地感知到，单纯的政策手段的操作解决不了同时面对的两个方面的问题和矛盾、两个方面的困难和挑战，也不能实现我们设定的兼容稳预期和扩需求两个方面的目标。那该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是当我们发现问题在变、目标在变的时候，手段和举措也要跟着变。这个变就是改革与政策双引擎，同频共振，如影随形。

我们会注意到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这个标题下提出了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这意味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改革的议题纳入其中了。那就说明，解决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推动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能单凭宏观政策的布局，必须同时启动改革。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推动标识性改革落地见效。以此为基础，支撑逆周期调节的操作，支持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运行。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当中，大家只要留心也会发现这样的内容，比如在规律性认识当中说了一句话：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新旧动能的转换中，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极其重要。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离不开与之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制度建设，就是一个重大的改革行动。

再比如：在会议公报当中有“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这样的表述，非常重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而不是一般意义的提出增加地方财力，这是财税体制改革当中——特别是围绕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当中非常突出的变化。再比如“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我不一一列举了。在此，只是想说明，在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总盘子当中，离不开改革。改革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这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新的启示，比如改革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在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的过程中，改革和政策之间既是车之两轮，又是鸟之两翼。离开了改革的支撑和支持，我们所说的一系列的宏观政策实际上是难以真正落地的。改革与政策还是互为条件、彼此支撑的关系。比如说，一般意义的政策调节往往注重解决的是短期的问题，而改革更注重解决的是长期的问题。只有长短期互相协调配合，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比如说，逆周期调节也好，跨周期调节也罢，都脱离不了“周期”两个字。周期问题可以通过政策层面的操作得以解决，非周期方面的因素该如何解决？不解决非周期的问题，单纯地指望周期问题的解决，其效果如何？显然我所举的这些例子，说明改革与政策在当前的中国是缺一不可的。

由此可以得出我们今天的第三个结论。那就是，超常规逆周期调节不仅要加大力度，而且要坚施改革和政策两种手段，实现改革与政策双引擎同频共振。

说到这里，做一个小结：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在内在逻辑和运行机理上可以集中概括为三个“兼”，一是标本兼治，指的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和矛盾不同于以往，要解决问题必须追求既治标又治本；二是目标兼容，表明我们今天所追求的目标不限于扩需求，而且要突破视野局限，再往前走一步把稳预期纳入其中；三是手段兼施，实现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目标必须是政策和改革两种手段同时兼施。

所以，在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语境下，标本兼治、目标兼容、手段兼施是其所呈现的“超常规变化”。它既是力度的超常规增大，也是内在逻辑和运行机理的超常规优化。在加量与提质中携手前行，这是我们可以预期的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一个大体素描。

责编 | 张雨菲